《新闻与创伤》是无国界记者(RSF)的系列专文,透过五篇文章探讨心理创伤对记者的影响。第四章深入探讨灾难性事件和长期社会冲突造成心理创伤的复杂度,凸显这些经历如何形塑社会和报导相关议题的记者。

大火或大型推挤等单一灾难事件所带来的冲击,不但在社会中产生深刻共鸣,也持续存在于集体记忆中长达数年之久。这些事件不只令人震惊,也带给整个社会寻求真相和反思的机会。相较之下,战争等持续进行的社会冲突带来的挑战更加隐晦。这种长期危机的特征是当权者持续制造暴力,抵抗寻求真相的声音,有时会持续好几个月或好几年。这种情况会造成复杂形式的创伤,称为“复杂性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不仅影响直接参与者,还会影响报导事件的记者和更大范围的公众。

以色列学者 Gilad Hirschberger 专门研究种族、大规模冲突和心理创伤,他将集体创伤形容为“破坏社会基本结构的灾难性事件”,并指出这不仅是骇人的丧命事件,也是深刻影响社会“意义危机”。

亚洲社会的冲突

过去50年亚洲发生过无数次社会动荡,为各国社会和报导事件的记者留下深深的伤痕。韩国光州大屠杀、菲律宾长达数十年的强迫失踪、中国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镇压、2019年香港的抗议活动、2020年至2022年泰国的学生抗议活动等事件,都加剧了事件发生国的集体创伤。

政府应对方式造成的影响

社会运动引发的反应(特别是运动后期)往往少不了政府的严厉镇压。举例来说,香港发生抗议活动后,当局实施《国家安全法》,导致民众遭到逮捕、媒体机构关门、民主团体被迫解散。这些措施压制公众言论并使社会弥漫恐惧的气氛。这种持续的动荡状态、政府问责制和资讯的缺席、积极的严厉镇压,都阻碍着社会的愈合和反思,迫使公众和记者必须应对持续性创伤和不确定性。

新闻挑战与身分认同危机

记者经常发现自己徘徊在观察者和参与者的十字路口,尤其是在冲突地区或社会动荡期间。当政府的行为迫使他们采取顺从或抵抗的立场,对他们的专业操守和人身安全造成影响时,他们的角色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例如香港记者利用自己的职位充当抗议者和警察之间的缓冲者,同情抗议者的同时也必须面对内部对暴力和政府行为意见不同的冲突。

Hirschberger 指出,这种集体创伤“引发对集体意义的探索”,并能透过“将个人嵌入超越物质存在的社会群体”深深改变记者的人生。这种二元性引发深度的身分认同危机,因为记者无论作为旁观者、抗议者还是支持者,都会对自己扮演的角色产生质疑。持续不断的冲突和媒体形塑公众认时扮演的角色,都可能会导致根植当事人内心深处的创伤,有可能会影响记者及其所属社会好几代的时间。

关于作者:

  • Chine Chan,拥有心理学学士及行为健康硕士学位。离开记者岗位后,转而从事人权和发展工作。
  • Ansel Lam,拥有行为健康硕士学位及高阶主管教练证照,专门处理个人的整体健康,同时从事人权和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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