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與創傷》是無國界記者（RSF）的系列專文，透過五篇文章探討心理創傷對記者的影響。第四章深入探討災難性事件和長期社會衝突造成心理創傷的複雜度，凸顯這些經歷如何形塑社會和報導相關議題的記者。
大火或大型推擠等單一災難事件所帶來的衝擊，不但在社會中產生深刻共鳴，也持續存在於集體記憶中長達數年之久。這些事件不只令人震驚，也帶給整個社會尋求真相和反思的機會。相較之下，戰爭等持續進行的社會衝突帶來的挑戰更加隱晦。這種長期危機的特徵是當權者持續製造暴力，抵抗尋求真相的聲音，有時會持續好幾個月或好幾年。這種情況會造成複雜形式的創傷，稱為「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不僅影響直接參與者，還會影響報導事件的記者和更大範圍的公眾。
以色列學者 Gilad Hirschberger 專門研究種族、大規模衝突和心理創傷，他將集體創傷形容為「破壞社會基本結構的災難性事件」，並指出這不僅是駭人的喪命事件，也是深刻影響社會「意義危機」。
亞洲社會的衝突
過去50年亞洲發生過無數次社會動盪，為各國社會和報導事件的記者留下深深的傷痕。韓國光州大屠殺、菲律賓長達數十年的強迫失蹤、中國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鎮壓、2019年香港的抗議活動、2020年至2022年泰國的學生抗議活動等事件，都加劇了事件發生國的集體創傷。
政府應對方式造成的影響
社會運動引發的反應（特別是運動後期）往往少不了政府的嚴厲鎮壓。舉例來說，香港發生抗議活動後，當局實施《國家安全法》，導致民眾遭到逮捕、媒體機構關門、民主團體被迫解散。這些措施壓制公眾言論並使社會瀰漫恐懼的氣氛。這種持續的動盪狀態、政府問責制和資訊的缺席、積極的嚴厲鎮壓，都阻礙著社會的癒合和反思，迫使公眾和記者必須應對持續性創傷和不確定性。
新聞挑戰與身分認同危機
記者經常發現自己徘徊在觀察者和參與者的十字路口，尤其是在衝突地區或社會動盪期間。當政府的行為迫使他們採取順從或抵抗的立場，對他們的專業操守和人身安全造成影響時，他們的角色可能會變得更加複雜。例如香港記者利用自己的職位充當抗議者和警察之間的緩衝者，同情抗議者的同時也必須面對內部對暴力和政府行為意見不同的衝突。
Hirschberger 指出，這種集體創傷「引發對集體意義的探索」，並能透過「將個人嵌入超越物質存在的社會群體」深深改變記者的人生。這種二元性引發深度的身分認同危機，因為記者無論作為旁觀者、抗議者還是支持者，都會對自己扮演的角色產生質疑。持續不斷的衝突和媒體形塑公眾認時扮演的角色，都可能會導致根植當事人內心深處的創傷，有可能會影響記者及其所屬社會好幾代的時間。
關於作者：
- Chine Chan，擁有心理學學士及行為健康碩士學位。離開記者崗位後，轉而從事人權和發展工作。
- Ansel Lam，擁有行為健康碩士學位及高階主管教練證照，專門處理個人的整體健康，同時從事人權和培訓工作。
← 閱讀第一章：為報導工作付出個人代價
← 閱讀第二章：因應心理挑戰
← 閱讀第三章：記者的自我照護
→ 閱讀第五章：採訪創傷事件的倖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