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口袋、記在大腦裡的求生包
「少了活人的注視，死人只是白白犧牲。」著名戰地攝影師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a）這段話指的是所有人類，但特別適用於執行任務時喪命的記者。先不論那些令人沮喪的數字，我們誰沒同事在執行任務時被流彈打中或被故意攻擊呢？
可惜各項數據都顯示，無論是戰區還是和平時期，國際法律仍不足以保護記者。聯合國安理會分別在2006年和2015年通過保護記者相關的決議案，無國界記者組織（RSF）是背後的大力推手。但就像《日內瓦公約》一樣，這些決議不是仙丹。
有些人的職業和專業會把他們帶到危險區域，他們永遠無法擺脫受到傷害的可能。無論就集體層面還是個人層面來看，保持安全很大程度上是記者份內的事。在集體層面上下列幾點都很重要：為編輯同仁建立標準程序，同事之間交換資訊，由無國界記者組織等機構提供相關協助。
新聞自由的敵人可能就在街角或偏僻的小路上，無國界記者組織出版《記者安全指南》就是希望為所有可能遇到他們的記者提供方向和實用建議。有些記者只帶攝影機、相機、筆就上陣，有些記者帶的則是裝滿經驗和正確裝備的生存包，兩者判若雲泥。
無國界記者組織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合作，為身處高風險環境的記者推出新版手冊。本手冊於1992年首次發行，此後多次更新再版，除了中文版之外還發行法文、英文、西文和阿拉伯文版，並於各大洲流通。
無國界記者組織秘書長
德洛瓦（Christophe Deloire）
象徵通力合作的指南
言論自由是《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九條明載的人權和基本自由。它本身就是一項權利，也就是透過任何媒體接收和傳播資訊及思想的權利，但它還讓所有其他的基本權利得以自由行使並受到保護。歷史上許多例子都讓我們學到：言論自由開始瓦解時，其他的基本自由可能很快也會遭受同樣的命運。
1945年11月16日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教科文組織）憲法通過，第一條指出其使命為「便於運用文字與圖像促進思想之自由交流」。故知言論自由及其必然結果、資訊自由和新聞自由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使命的核心。
在行使這一基本自由的過程中，新聞工作者和新聞機構都是重要參與者，所以想嚴格控管公眾辯論和公民的知情權的人常將矛頭對準他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2014年11月21日在國際傳播發展計劃上發表報告時，提到2006年以來已有700多名記者在履行職責時遇害，人數眾多，顯見問題的規模之大和處理的難度之高。
下列數據令人憂心。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的報告，在工作中遇害的絕大多數（近95％）是本地記者，大部分都是在報導當地內容時遇害，並非死於武裝衝突。此外，過去10年記者死亡的案件中，破案率只有6.6％，等於超過90％的案件有罪不罰。這個數字背後的意義令人痛心，因為這表示為了封口而殺死新聞工作者幾乎不會面臨任何後果。
聯合國行政首長理事會於2012年4月12日對此做出回應，透過《聯合國關於記者安全和有罪不罰問題的行動計劃》協調各部會一同激勵所有的夥伴組織。該《行動計劃》是一個互相協調，跨機構的機制，採多管齊下的方式來實施全球性策略以加強記者保護。聯合國大會在2013年12月18日通過攸關記者安全的第68/163號決議，將每年11月2日訂為「終止針對記者犯罪不受懲罰現象國際日」，並責成教科文組織協調、實施《行動計劃》。之後聯合國大會、人權理事會、教科文組織和各區域的跨政府組織陸續通過各項決議，展現加強記者安全標準的決心。
該《行動計劃》強調下列幾點的重要性：提升公眾對記者安全和有罪不罰問題的認識，落實保障機制，強化司法系統、軍警單位和公民社會的能力，協助政府落實對記者安全的義務和承諾。
當記者這個職業面臨的危險日益增高，相關人員必須共同努力，一同面對新的威脅和挑戰。許多單位都為改善記者安全採取各種措施和良好做法，其中無國界記者組織和教科文組織共同發行的《記者安全指南》一枝獨秀。
這本指南自1992年發行第一版至今已推出多種譯本，內容也多次更新。經過20多年，2015年的記者面臨的威脅已和過去不同，有些問題已以更好的方式得到解決，但同時也出現新的危險。為了因應這些改變，本指南新增了幾個章節。現行版本涵蓋了記者越來越重視的資安問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最近剛發表了關於該主題的研究報告《打造新聞業的數位安全》），針對自然災害或疫情的安全預防措施，以及特別針對女性記者的性暴力問題。
記者安全是一項巨大的挑戰，沒有任何一個利益相關者能夠獨自應對。本《指南》承載許多記者、新聞機構和推廣言論自由的團體多年來獲得的重要知識和經驗。本《指南》透過許多不同來源集結、總結這些良好做法，體現了所有合作夥伴的願望：我們期許大家能夠共同努力、加強合作，讓記者在各方面都能更加安全，並打擊有罪不罰的現象。
教科文組織言論自由和媒體發展機構處主任
Guy Berger